中国革命的发展殊为不易，尤其是最早的红军时期，内无良好的生活条件，外有强敌多番重兵进攻，整体环境并不好。在死亡的威胁和敌人的利诱下，有的人就背叛了理想，成了可耻的叛徒，就比如说龚楚。
此人的资历非常深，曾担任过的职务也很高，若坚持到革命胜利那一天，前途不可限量。然而在最困难的时期，他却做了错误的选择。
并且还反过来带领国军大肆残害曾经的同志，甚至还将项英、陈毅当成了目标，如此行径，着实可恨。
解放前夕，龚楚知道自己罪孽深重，就选择了逃离大陆，然而到了晚年他却回来了，因为他带回大量投资，邓公没有追究他以往的错误，最终他顺利落叶归根，这个结局真是耐人寻味。
龚楚的资历是真的深，他1917年参加革命1925年入党，南昌起义前就是团长，起义后一直跟随朱老总转战，上了井冈山。红四军成立不久，龚楚担任红四军前委常务委员兼10师29团党代表，与毛泽东、朱德并称为“红四军前委三人小组”。
1929年，组织派他去参与指挥百色起义，担任红7军参谋长兼19师师长，当时邓公是红7军政委兼19师政委，两人的职务相近。
往后龚楚大部分时间都在重要岗位上，但是他的性格缺点是很明显的。陈毅评价过他一句“为人傲气，在苏区只服毛主席”。
一个傲的人往往经不住打击，而龚楚偏偏有段时间被批判思想右倾，还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学习整改，这让他的革命信心和自尊心都严重受挫，对组织也产生了不满情绪。
1934年10月22日，主力进行长征后，苏区成立了中央军区，该军区负责统一指挥留守的红军部队，项英担任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，龚楚则是军区参谋长。
这个时候陈毅是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，谭震林是政治保卫局分局长，论级别，龚楚并不比这两位大佬低，所以前途不可限量真不是乱说。
只是留守部队非常艰苦，极为考验人的意志，龚楚心里本就不忿，故而不愿意继续这样的生活。1935年2月，龚楚主动提出要去湘南，他给出两个理由，一是为收拢湘江战役失散的红军，二是为在那边发展游击区，项英等人觉得这样不错，便同意了。
然而龚楚真正为的只是脱离大部队，好实施他的叛逃计划。
同年3月，他率部到达了郴县临武一带。5月2日晚，他趁着警卫员熟睡之际溜回了家乡，很快就跑向了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。
对于这样一位高级红军将领的来投，蒋介石非常重视，给了一笔赏金，并先后委任为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、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。因为他级别很高，很多都将他称为“红军第一叛将”。
如果说龚楚是实在困难，是为了活下去才不得已走出那一步也就罢了，但他转瞬就对昔日的同志举起了屠刀。
1935年10月，龚楚带着国军到湘南去“诱捕”红军，当时北山游击队大队长贺敏学听说老首长‘回来’了，也没怎么怀疑，就派出赣粤边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前去联络。何长林没想到老首长见了面就用枪来问候自己，他也不是硬骨头，随即跟随叛变。
龚楚最早的目标是项英和陈毅所在的中央分局机关，他写了封信，装模作样地汇报了湘南的革命情况，说现在湘南形势不错，游击区扩大得很快，但是部队的思想有些问题，希望项英等人来指导工作。
项英收到信后很高兴，真的准备动身去湘南，好在陈毅比他多了个心眼。
陈毅熟悉龚楚的性格，平时就眼高于顶，对中央分局的上级说话也不客气，这时怎么会矮了身份请求过去加强领导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陈毅建议等一等，先秘密派人过去调查一番。陈毅的建议，救了大家一命。
在湘南的龚楚迟迟没有等到项英，就决定先对北山游击队下手。贺敏学怎么也没想到他叛变了，为表示对领导的欢迎，贺敏学还带了很多人前去迎接，结果全部陷入包围。经过一番血战，北山游击队60多人牺牲，贺敏学身中三弹，靠滚落山崖逃过一劫。
龚楚的目标始终还是中央分局，10月20日，龚楚带着国军前往项英、陈毅的驻地，当时“北山事件”的消息还没传到这边开，所以中央分局尚未转移。
国军在上山的过程中遇到了侦查员吴少华，龚楚毕竟已经离开驻地数月，不清楚项英、陈毅他们具体所在的位置是否有改变，抓到吴少华后就让其带路，用枪威胁的同时还许以高官厚禄。
吴少华一看敌人都摸到这里了，分局机关还没有察觉，便决定以身示警。他假意答应龚楚，等快到机关驻地时朝天开枪，用自己的命为项英、陈毅等人争取了转移时间。
10月底，龚楚又带着国军3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起进攻，导致湘粤赣游击支队遭遇毁灭性打击，湘粤赣特委宣传部长方维夏、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司令兼政委蔡会文牺牲，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被俘。
那些被龚楚当成目标的人，不久前还是他的部下、同志，然而他为了自己的前程，竟能下如此狠手，当真可耻。
因为龚楚造成的破坏太大，各游击队都知道他已经叛变，纷纷转移据点，龚楚能为国军立功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。后来国民党给了他一个少将参议的职务，只是一直对他不信任，始终没有赋予实权。
直到解放战争后期，国民党大势已去，又让他重新带兵，担任广东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。只是国军百万之众都没用，他一个保安司令也做不出什么事，最终于1949年11月向四野投降，四野司令员林彪还曾是他的部下，这个身份调换挺有意思。
在四野准备解放海南前夕，叶剑英想让龚楚前去海南利用同乡之情劝降薛岳，龚楚满口答应，但他到了香港后，担心将来会被清算，所以就没有转道海南。
不过他也知道再跟着国民党不会有什么前途，也没有去台湾，此后就改名龚松庵在香港经商并生活数十年。
他头脑灵活，还有一定的人脉，所以生意做得更大，积累了上亿家财。等确定自己安全后，他又撰写了两本书：《我与红军》、《龚楚将军回忆录》，当时海外的人对中国共产党很好奇，因此这本书也卖得不错。
就是不知道作为一个叛徒，他写那些文字时有没有想起那些因他被害的面孔。
到了80年代后期，为了加强海外中国人的归属感，中央宣布建国之前犯有罪行并逃离大陆的人员，回到大陆可既往不咎。龚楚得知后心思就活络了起来。
龚楚本人有钱，他的很多亲属也都发了财，龚家在香港乐昌同乡会中有很大影响力，考虑到经济发展需求，乐昌的地方官员就不断邀请龚楚“回家看看”。
龚楚的确想回家，不过又怕受到影响，就先给邓公等领导写了信，承认“确实是主动脱党，对不起组织”，但他还是说“从来没有带领国民党部队抓捕昔日战友”。
中央出于统战考虑，没有用史料来反驳他，邓公从大局考虑，认为宽大像龚楚这样的人，有利于两岸关系，能让更多人回来，带来更多投资，所以就表示欢迎回来，如果龚楚愿意，还可到政协任职。
于是，1990年9月13日，龚楚带着妻子王兰芬、侄孙龚庆韶等人回到了乐昌，当地官员纷纷上门，还有一些看热闹的文史工作者也前来攀谈采访。
龚楚已经年过90，头脑倒还敏捷，不过说的都是红军时期的事，投向国民党之后的经历他往往以“不记得了”为借口推脱。
昔日的大叛徒，晚年却在家乡活得很滋润，也不知该怎么说，不过有一点很实在，他的回乡的确给乐昌吸引到了很多投资，光是龚楚侄孙龚庆韶就引入了4亿资金，从地方发展的角度来讲是有益的，这也算是一点好事吧。
